不同的民族饮食文化的共性

观点1：中国文化诞生与发展的自然条件
中,与东、南、西、北相对应。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国，用戈来护卫人口和土地；用武力来抵御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突出一个中心，形成统一的整体，以自卫为目的，非常有利高度集中管理，容易出现，也特别有利于民族融合，如果外族进入中国很容易被同化。突出一个中心，突出表现为中国人喜欢对称结构，因为对称中必有一物，凌驾于对称结构之上，例如门前柱子、三省制、五部制。。。等。中、东、南、西、北又与水、木、金、火、土相对，是有轮换中心的循环论。中国：上古时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中国，古时特指中原，即位于国之中，可以耕种的原野。
“文”本意是交错的纹理，引申为符号，修养之义，及美、善、德行之义。“化”本义改易、生成、造化，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化”并用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天文，指天空各种自然现象，例如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人文指圣人创制的典章制度，以典章制度教化天下。“文”“化”合用最早见于汉代，刘向《说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致，然后加诛。”可见汉代“文化”是与“武力”相对，主要是指“文治教化”之义。可现在“文化”涵义有很多，但各种定义中，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的把“文化”与“自然”相对应，认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皆是文化；狭义的把文化看作人类创造的一部分。我们要肯定“大文化”的概念，可展开论述却要非以“小文化”下手不可。游人认为文化是经验的结晶，知识的积累，行为的模式，精神的象征，表现在人的意识、价值、规范、行为等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和社会的存在方式，体现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结果。钱穆先生认为文化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产生。本文认为文化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方向，必然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产生，物质基础必有一定生产关系支持，一定的生产关系必有社会关系相配，一定社会关系必然对人形成规范和影响，规范和影响必然有长期知识积累，上升为精神的积蓄，形成文化，表现人的意识，影响和规范人的行为，为社会普遍接受，并深深扎根于人的潜意识之中。
文化可分为外显和内隐两部分。外显文化就是可见的，可直接感知的，例如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内隐文化是隐藏在外显文化之外，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不容易观察的，例如传统文化中一些严格的规则，如男左女右，结婚时着红装，葬礼时着白装，这是基于阴阳、吉凶二元思维结构。祭祀时点三柱香，跪拜三次，这是基于天、地、祖宗三元思维结构。又例如抱拳是道家打招呼用的，是敬重他人；合掌是佛家打招呼用的，是众生平等；握手是西方人打招呼用的，是直接交流。
“文明”与“文化”往往被混为一谈，其实不然，“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文化可产生文明，文明却不一定产生文化。文明是科学技术、物质成果，是世界性的，是不灭的。文化是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是民族性的，是可能消亡的，如两河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美国文明是先进的，具有优势的，很多国家在仿效，但美国文化与它的文明是很不相称的。
中国文化是指有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文化。中国文化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中国由于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拥有世界最大的适宜农耕的区域，并且夏半年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十分适宜农耕。
中国文化诞生是在农耕定居基础上的，而农耕则需要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需要肥沃的土地，还要有水流来灌溉，这就使两水相抱的冲积平原容易产生农耕，容易诞生中国文化。中国不仅有辽阔疆域，还有很多大江、大河，拥有丰富的水系，这些水系纵横相通，拥有充沛的水量，有大小不等的冲积平原，这些冲积平原非常适宜发展农耕，由于水系丰富，中国农业一开始就是大型农业，而不是由少量河流，简单水系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可以历经千年而不灭，但其他简单水系发展的文化，例如巴比伦文化、两河文化相继在游牧民族的进攻下灭亡。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游牧民族为什么要进攻农耕民族。农耕文化发源冲积平原，条件优越，可以自给自足，没有向外的需求，只是继续在同一地域反复不舍地耕种，是静定的、保守的、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源于草原地带，环境恶劣，内部不足，需要向外寻求掠夺，有战胜欲与克服欲，是流动的、进取的、崇尚武力的。因此这两种文化冲突很难避免。由于游牧民族是以掠夺为目的，采取积极进攻的方式，并且游牧民族体魄魁梧、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农耕民族不能主动进攻，只能被动地采取守势，因而常为游牧民族所灭。
再者中国农业是大型农业，需要大型的水利工程来保证农耕，而在治水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来实施，这种强有力的组织可以形成强大的国家，大禹治水成功后，夏朝就呼之欲出了。强大的国家，有利于统一，有利于专制王权，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因此中国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进攻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中国农耕民族还保持对游牧民族的优势。还有中国农耕区域很广，游牧民族不可能完全摧毁。
中国地理环境是以400毫米降雨带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农耕区和游牧区,这条界线与长城惊人的吻合。长城以北是游牧区，长城以南是农耕区。游牧区是以阴山和燕山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阴山以西属于高寒草原区、阴山和燕山属于蒙古草原区、燕山以东属于东北草原区。农耕区被秦岭和淮河分为南北两部分，而成都平原的农耕区介于南北农耕区之间。
中国文化诞生于中原的黄河流域，这是由于当时黄河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活动，黄土冲积平原的土壤疏松，生产工具简易，有利于芟除杂草和开垦耕地，黄河流域农作物的栽种首先从粟开始，粟具有耐旱、自生能力强，疏松肥沃的黄土又具有自行施肥的能力，有利于毛细现象的生成，在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生产得到发展，然后各种主要农作物相继被驯化，人们逐渐可以在同一地区长期生存，这就为文化诞生提供了可能。在黄河流域各个冲积平原逐渐出现农耕区域，并且得到发展和向外扩大，这些农耕区域渐渐连为一体，这些农耕民族形成华夏族的主体，华夏族通过扩张、迁移、开垦，融合大量少数民族，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
南方的农耕区域，人们长期生活在“渔猎山伐”方式中，山地、湖泊较多，地广人稀，土地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以当时生产力而言，种植水稻的难度很大，而山林的开发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为中国文化做出巨大的贡献，但长江流域在很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位于西南的成都平原的农耕区，由于地方小、生产力落后，长期处于蛮荒状态。
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严酷，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压力。当有向外掠夺的时机，马上凭着“弓马之利”向农耕民族发起进攻。农耕民族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进攻，尽管长城起到一定阻隔游牧民族入侵的功能，但游牧民族仍然南下，有些甚至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可中国文化并没有灭亡，这有多方面原因：一则中国两种民族的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更主要的是民族融合，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民族本身力量削弱，如实行农耕的统治方式，就不能立足，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都受到汉化，都丰富了中国文化；一则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游牧民族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飞跃，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文化的皈依和进步；一则中国文化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和超地域、超范围、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中国文化包含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自然条件息息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田间，使人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耕民族唯重生产，生产有定期、定量，生生不息、源源不绝，缓慢向前运动；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敬天祈神，宗教信仰普遍，强盛和衰落的时间都相对较短。强烈的地域差异，也使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北方人粗犷，性格直爽、朴实，倾向于现实主义；南方人细腻，性格委婉、灵活，倾向于浪漫主义。
半封闭状态下的大陆性区域，使中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基础上，宗法制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农业文化有重实际、求稳定的心态，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农民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注定中国古代文化农业型特征。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人民有“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务实精神，有安土乐天的精神，劳动力与土地自然结合的方式，使区域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农业生产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现象，农业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农业生产反复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生生不息，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自然条件数千年有一定变化，但总的来说幅度有限，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减少它的面积，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农业民族对农业重视和对土地依赖，形成人与土地的结合，发展成为重农抑商和安土重迁的保守思想，但中国农耕经济包含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再生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维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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